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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记得十年前的那天凌晨三点接到弟弟的电话，告知父亲刚刚去世了。尽管已经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击垮了。来不及悲伤，稍稍定神，赶紧起床，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和夫人、女儿、女婿一起，在浓浓的夜色中，匆匆驱车赶往湖南老家。
父亲住院的那段时间，我受唐良智市长和刘英姿副市长的委托，正在代表武汉市和国际体育经纪机构“八方环球”的代表会谈，就“WTA超五巡回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从日本东京迁移武汉事宜进行认真磋商。父亲初入院时，我利用谈判间隙匆匆回了一趟，一看情况还比较稳定，又赶回武汉，回到谈判桌上。过了几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我又从谈判桌上撤下，回到父亲身边。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当时双眼紧闭，已不能言语，但神志似乎还清醒，听到我的声音还微微睁开双眼，和我微微点头示意。父亲的这种状态一直维持着，武汉这边的谈判也一直等着我。因为这个赛事一旦落户武汉就是十五年，涉及到双方各自的权益有很多，一些具体条款上谁也不肯轻易让步。记得对方的代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能再让步了，再让，我只有跳楼。可见谈判是多么胶着、艰难。当时距双方签订协议还有一定距离，但对方有个时限，超过这个时限，该项赛事就不会来到武汉而继续留在东京。因为这项赛事以“东京网球公开赛”之名在日本进行了三十年，日本方面并不想放手。尽管市长们非常体谅我，但我深知这个时候我应该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我握着父亲的手，在他的耳边给他讲了大致情况。父亲把我的手捏了几下，意思应该是“我听清了，你去忙吧。”告别了父亲，我再次回到谈判桌上。过了三天，就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间，几乎每个清明节都要回湖南老家给父亲扫墓，今年怎么办？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在犹豫中。前几天，接到表哥的清明节就别回来了，这里的防疫政策，回来就是7+7，我代表你们去给老人家扫墓吧。表哥的电话让我忐忑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今年就只有感谢表哥了。
虽然不能亲手为父亲扫墓，心里对父亲的思念并未减轻。想了想，就用我在《走进五十六道门（一）》里的“父亲有个工具箱”来祭拜亲爱的父亲吧。
《父亲有个工具箱》
父亲有个工具箱，箱体一尺半见方。工具箱是木质的，由父亲手工制作而成。工具箱里装着榔头、扳手、钳子、螺丝刀、卷尺，还装着一根根粗细不同、长短不一的铁丝，装着一些尺寸不同、大小不一的螺钉螺帽和钉子。与这个工具箱形影不离的，还有一把不大不小的木工锯。
我记忆最深的，工具箱里还有用一块蓝布包着的一把手工理发推剪。
父亲不是修理工，也不是理发师，和母亲一样，他是一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从这所学校到那所学校，从接手一个老学校到创办一所新学校，一辈子都在校园里耕耘。人们常用“桃李满天下”来褒扬老师们的从教经历和成就，这用在父亲和母亲身上是再合适不过。
由于年龄的原因，在我的记忆里，关于父亲的工作情况并不多。但是，关于这个箱子、这把剪子的点点滴滴，却深藏在我大脑的沟回里。
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当时的日子都不怎么宽裕。虽然父亲和母亲的收入在当地已是属于偏上了，但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的生活依然过得紧巴巴的。家里修修补补的家务活儿，都是父亲自己动手。桌椅板凳摇摇晃晃了，父亲或是在某个部位砸进一个钉子，或是在某个缝隙里插入一个木楔，三下五除二，桌椅板凳稳固了。水桶、脚盆用的时间长了，有些漏水，父亲就会用铁丝把它们箍紧，再用桐油从里到外刷上一遍，水桶脚盆就焕然一新。理发的推剪使用起来有些吃力了，父亲就会在滴上几滴菜籽油，捏上几下，推剪又灵活如初。煤炉子烧久了，炉膛破损，父亲又找来黄黏土，打成泥巴，重新做个内衬，或者干脆推倒重来。记得家里的几个小板凳儿，都是父亲找来一些边角余料自己制作的。每当父亲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都会站在旁边看着，有时候给父亲打个下手。我心里充满对父亲的敬意：一个搞教育的，从没有学过这些手艺，这些活儿怎么全会呢？！
工具箱里的那把推剪对家庭生活的贡献就更大了，父亲用它解决了母亲和我们姊妹们孩提时代的理发问题！
那时候，女同志的发型很单一，要么两根长辫子，要么就是披肩或齐耳根儿短发。谁要是发型与此稍显不同，那一定会招来怪异的眼光或揶揄。现在烫个卷发已经是极其普通的了，那时则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范畴。生活上的这种小事一旦与政治挂钩，任何人连想都不敢想。至于人民教师，那发型似乎是约定俗成，无论年龄大小，清一色披肩或齐耳根儿短发。母亲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发型简单，也没有任何奢求，母亲很少进理发店。每当母亲的头发快要莅临肩头，父亲和母亲总是一拍即合，择某个周末由父亲来解决。
深深刻印在我脑海里的是这样一个画面：母亲端坐在一个方凳上，肩上披着一条枕巾，双手把枕巾在衣领口捏紧（以免头发掉进脖子里），脸上布满既忐忑又幸福的表情。父亲站在母亲的后面，拿着一把家用的剪刀，按照“齐耳朵根儿”的标准，一缕一缕，一剪刀一剪刀，脸上凝固着一丝不苟的神色。头发剪好了，母亲对着镜子左看右瞧，然后满意地说上一句，很好，不错。父亲则点燃一支自制的卷烟，吸着，吸着，脸上挂着带有几分成就感的微笑！
我们姊妹几个的头发也是由父亲修剪。我和弟弟的头发收拾起来要简单一些。发型没有什么讲究，唯一的标准就是“尽量短一点，可以多管些时候”。尽管如此，父亲也从来没有给我们理过光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在他看来，尽管是小学生，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顶个光头不合适，头顶上的那个小偏分是必须的。每到理发的时候，父亲一手拿着推剪，一手拿着长把木梳，俨然像个理发师。从我的后脑勺开始，由下往上推，然后再向左右两边推。推剪完了，还是用那把家用的剪刀就着木梳进一步修剪。由于头发少，头发短，每次理完发也不用洗头，父亲拉下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枕巾，在我们的头上、脖子上、身上连吹带拍，收拾几下完事儿。
妹妹们的头发收拾起来就要复杂一点了。按照父亲的标准，妹妹们应该梳上两条小辫儿。但是，小姑娘每天早上起来要慌着上学，刷牙、洗脸、上厕所、吃早餐，本来时间就很紧张，梳头扎辫儿又很是耽误时间，稍微慢一点，上学就会迟到。实事求是的父亲和母亲一商量，干脆，还是剪个短发。于是，妹妹们的头发，也由父亲按照母亲的修剪模式，来了个“齐耳朵根儿”。每天早上起来，或是母亲给她们梳理，或是她们自己梳理，时间自然节约了许多。现在保存的当年的“全家福”中，妹妹们的发型就是那个“齐耳朵根儿”。
可能是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似乎对理发有了点兴趣。有一天，弟弟在睡午觉。我或是想顽皮一下？或是想学父亲一样？不知怎么就觉得这是我练手艺的好时机。我打开父亲的工具箱，拿出那把推剪，准备在弟弟的头上一展身手。可弟弟躺在床上，试了几下，推剪无法操作。我又学着父亲的样子，拿出那把家用的剪刀，在弟弟的头上剪了起来。弟弟左边侧身睡，我剪他右边的头发；弟弟翻个身，右边侧身睡，我就剪他左边的头发。按照父亲给我们灌输的理念，弟弟头上的那个小偏分我是不会剪的。我只顾自己剪得高兴，根本没想到是否剪得好、剪了以后怎么办。突然，弟弟醒了。我一下子愣住了。看着我手上的剪刀，看见散落在床上的头发，弟弟似乎明白了什么。跑到镜子前面一看，立刻大哭起来，对我不依不饶。我傻了眼。看着弟弟头上那像狗啃了一般的发型，我也吓坏了，不知道该怎样来收拾这个残局。母亲听见弟弟的哭声过来了，问清缘由，看着我的“杰作”，不仅没有责怪我，反而教育我事先要和弟弟商量好，要在父亲的指导下才行。我如释重负。随后，母亲把弟弟带到理发店，为我的“恶作剧”画上句号。这个极富生活情趣的情节，一直成为我们姊妹相聚时的亲情回忆。
润物于无声。父亲的点点滴滴深深地影响着我。年，中央电视台曾推出《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栏目，一些普普通通的大众人物，栩栩如生地述说各自的独特家风。当时我就想，我的家风是什么呢？大致可以用“勤劳、节俭”概括。不仅父亲生活简朴，母亲的节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自己生活的节俭习惯几近刻薄。受父母亲的影响，多年来，我不喜奢华，看不惯浪费，朋友聚餐最钟情于农家乐、柴火灶，甚至大排档。有时餐桌上剩下的菜太多，看着心疼，也会打个包。穿着上也不太讲究，戴的手表也绝无名牌，所有品牌与我无缘，关键看气质。所有这些，都是父母亲“身教重于言教”的结果。
成家以后，我的身边也有了一个简易的工具箱，里面也装着那些榔头、扳手、钳子、螺丝刀、卷尺等工具。我也学着父亲，自己动手来解决家里的一些小修小补。住房条件改善后，在我家的组合式橱柜里，同样有着节俭习惯的妻子还特地安排有一个抽屉，把我的这些工具装在里面。她自己也是这些工具的常用者。近几年，这些工具虽然不怎么用了，但一旦需要的时候，身边的这些工具还真是让家务活儿方便了许多。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每当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会随之浮现在眼前。他的这个工具箱里装着的不仅仅是那些工具，还装着他的智慧、他的勤劳、他对我们的爱、他对这个家庭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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