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造娼妓运动，无数被迫卖身的妇女得到解救、获得新生，其中很多人将自己的遭遇大胆地讲述出来，以下这些文字便是曾为娼妓的杨翠喜亲口讲述的在旧社会时的苦难岁月。
她说：我不是北平人，是山西榆次人，家有父母兄弟，但已经多年没有音信，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尚在人世。我的父亲人称杨老五，是个专门给人扛长活的苦力，为人老实巴交，平日沉默寡言，很少见他的脸上有笑容。我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我从小记事起就跟着她到地里掐谷子捡麦穗拾山药，家里地少人口多，根本吃不饱，我那时候每天都饿，见着能吃的东西，也不管干不干净，塞进嘴里就嚼，没办法，饿呀。
我九岁那年，我爹把我卖给了离村八里的王家当童养媳。王家也是个穷汉，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家所有的人都欺负我，整天不是打就是骂，什么活计都让我干，拿我当牲口使唤。后来公公押宝输了钱，把两亩水田低了债不说，还把我卖给了罗家庄的大户罗广青。
罗家可有钱可有钱了，三个大院子，养着大骡子大马，还养了四十多头猪和八十多只羊。到了他家，虽说我是个丫头的身份，可好歹能吃上饱饭了，逢年过节还有细面和猪肉吃。我负责打扫屋子，每天早起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等着叫女主人起来吃饭，她不好伺候，叫早了不行，叫晚了也不行，声音小了不行，声音大了也不行，只要让她不顺心，就要挨她一顿骂。等她坐起来了，要给她穿袜穿鞋，接着伺候她洗脸、漱口、吃喝，还要给她梳头。她爱惜头发，我抽掉她一根头发，她就拧我掐我，恼了就拿锥子扎、剪子铰，弄得我浑身黑青烂紫。我原本有一口好牙，全都让她给打得松动了。我挨她打还不能哭，我要一哭她就打得更凶，多会儿我不哭了，她才停手。
打得最狠的一次，是在民国二十二年的阴历七月十四，那天的日子我记得格外清楚，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早晨我去喂猪，有头小猪跑了出去，女主人认为是我故意放跑的，非说我没安好心要坑她，她用一根一米多长的粗棒子劈头盖脸地打我，打得我一边求饶一边往鸽子楼上跑，她追了上来接着打，把我打得起不来之后，揪住我的头发往柱子上磕，我的额头、鼻子、嘴唇全流了血，门牙也掉了一颗，多少年后才找人给补了一颗假的。
我爬不起来，一动浑身就疼，她非说我偷懒，用棒子打我的头。打了几下后，她让我给她煎饺子吃，我挣扎了好半天才站起来，也顾不得包扎额头上的伤口，一瘸一拐地进了厨房，迷迷糊糊地等着油热了之后，刚要把凉饺子放锅里，她突然在背后踹了我一脚，我的双手一下就杵在了灶里，幸亏有个好心的厨子把我及时拉了出来，要不然我两只手就被烫烂了。
这事还没完，接连三天我天天挨打，每走一步都咬着牙。过了两个多月，她有个远房表弟把我带走了，卖给了一个姓马的人家当童养媳。
马家也是地主，但不如罗家有那么多的骡马和猪羊，我的公公为人抠门，吃完饭还要舔碗，看着他的样子恶心得让人吃不下饭。那年我十一岁，已经什么活计都能干了，也很勤快，但还是经常挨打挨骂。我公公为人特别凶，老是找茬打我，而且随手拿起什么就用什么打。有一回我浇园子的时候浇大了水，公公用门闩把我打个半死。还有一回我拔草的时候赶上下大雨，我不敢回家害怕挨打，于是就在一个破窝棚里避雨，眼见着雨要停了，我刚要走出窝棚，我那个比我大七岁丈夫突然跑了过来，揪住我的头发就打我，还把我的脸按在泥水里，差点把我淹死。回家之后，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却不给我饭吃，说是要饿着我让我长记性。
我挨了雨淋又挨了毒打还没有饭吃，当天就病倒了，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但公公还是要我起来干活，我不起来就打我，我只能托着病恹恹的身子起来干活。
十六岁的时候，我梳了头，从童养媳正式成为马家的儿媳妇，丈夫更是给我气受，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根本不用找理由。
十八岁那年，我生下了一个男孩，刚刚三天，公公就要我下地干活，说什么别以为生了孩子就有理了，把我娶进门就当买了头驴，又能打又能骑。我不敢反驳，只得乖乖下地烧火。两只脚就像踩着棉花套子走路走不稳，恍恍惚惚地总想晕倒。
二十岁那年，又生了一个女孩，孩子刚出生四十天，就被公公给卖了，说是女娃子是糟蹋粮食的米虫，早卖了早省心。我想孩子，只敢偷偷抹眼泪，被公公和丈夫知道了，免不了又要打骂我。好在我那可怜的孩子卖给了一个好人家，那家人对她很好，比留在我身边要强得多。
二十一岁那年的二月，堂叔家的二嫂子找到我，说是给我到城里找个差事干干，省得老在这个家里受气。我听了她的话，乐不得要跟她走。哪知道她不是好人，把我拐带到石家庄，用三百元的价钱卖给了开窑子的高梁玉。
卖给高梁玉的第二天，我就被逼着“下店”，我不肯他就用鞭子抽棍子打，打得我骨头都震坏了。领头的叫“领家妈”，也就是鸨妈子，她威胁我说，要是我不肯下店做生意拉客人，就把我的手脚全都锯掉，让我这辈子都不能生活自理。我害怕了，知道他们什么狠招都使得出来，只能委屈地下店。
在高粱玉的窑子里混了两年，落下一身病，后背上起了一个大疮，有紫茄子那么大，疼得浑身打哆嗦还要继续留客。领家妈找来一根灸牲口的三棱针，足有半尺长，她将那根大针在油灯上烧了烧，然后把我后背上的大疮给挑开四寸多长的一个口子，我疼得打哆嗦，她就用搓板打我，让我不许动。我咬着枕头疼得满头大汗，她用硬纸板在伤口上来回乱刮乱搅，我活活地疼死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稍微一动后背就火烧火燎的疼，都这样了高粱玉还逼我留客。
那个伤口过了好几天都合不上，高梁玉见我没多大用处了，就转手把我卖给了另一个窑子的头头杨大虎。杨大虎见我浑身都是病，害怕我死在他的店子里，第三天就把我倒卖给在北平开窑子的刘子辰。
刘子辰先把我带到通州，找人给我简单医治了一下，那个伤口终于合上了，但我并不感激刘子辰，他跟高梁玉和杨大虎一样凶，每次打我的时候，他先问我是吃麻花还是吃面条。这是黑话，麻花就是皮鞭子，面条就是铁筷子。
在他的店子里干了大半年，客人袁国藩花钱给我赎了身。我走的时候，刘子辰突然拦住门，非说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的，要全扒下来才肯走。当着许多人面，他那是诚心让我丢人。
世上哪有好人啊。袁国藩给我赎身不是接我跟他过日子，他转手把我卖给了牛栏山一个老财当姨太太。娶进门的当晚，老财发现我是个满身是伤的“坏人”，立即大喊大叫说是被袁国藩骗了钱，并说我跟袁国藩是一伙的，说我是拆白党。老财喊来一家子人打我审我，打了整整一宿才把我丢出家门。
我被打得浑身麻木，一只耳朵被打坏了，至今听不见动静，一只眼睛也被打得看不清楚东西。我托着浑身是伤的身子，身上一角钱都没有，走投无路我就爬到了高处跳了下来，结果没有死成，头脸都摔破了，腰腿也摔坏了，在荒地躺了两天两夜动弹不了，有个赶大车的好心人发现了我，就用大车把我带到北平城，还给我买了饭吃，然后他就赶着大车走了。我在北平城举目无亲，只得打听着又找到刘子辰，求他收留我，刘子辰把我留下，让我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我当牛马一样的用。
一年后，我跟卖针线的崔德禄从了良，跟他过了没两个月的日子，他以五十元的价格把我卖给了一家只有三间破房的土窑子。我在那个连个招牌都没有的土窑子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我终于获得了新生，是新中国解救了我，让我脱离苦海，并为我报仇。
文章参考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杨翠喜口述资料写成，文中使用图片取材自网络，与文中人物并无实质性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