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上看见“中国”
备受
打开《我们这十年》，不难感知到，《唐宫夜宴》不但
展现武汉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与特点，是《长江的惊叹号》的重要插曲，可谓对武汉精神的有效补充。《笑洒江城——〈都市茶座〉十年纪略》回顾了都市茶座的创办经历，展示出武汉地域都市文化的独特风格与魅力。参与打造这一文化品牌的武汉文化精英，有著名相声艺术家夏雨田、著名评书艺术家何祚欢、著名小品艺术家田克兢，也有尹北琛、陆鸣、徐勇、李道南、赵卫国、马启厚、余信杰、周娟等各怀绝技的表演艺术家。而节目的突出特点与亮点，在于表现武汉当下都市生活，运用地道的武汉话表演，风格幽默、活泼，因此深受武汉市民喜爱，成为展示武汉地域文化的一扇窗口。
（吴道毅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沔阳陌上无穷树
一向致力于小说创作，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取得丰硕成就的作家刘诗伟，新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人间树》，为我们展示出新的文学视界与审美天地。这部散文集以“人间树”命名，分列的三辑却以“乡亲们”“上辈人”“我自己”命名，明显是要在“树”与“人”之间建构一种对应关系，于此，日常世俗似水流年的人事叙述便上升为静穆深远的意象美学的精心营构。
这部散文集着力描绘江汉平原上土生土长的“树”家族摇曳生动千姿百态的形象，与大地上的人们构成相互呼应交通相融的“对话”关系，由此凸显出不同流俗的平原美学与家族史叙事特征。萨义德认为离开了自己家乡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局外人”远比“局内人”更为接近于真相，因为多了一层参照系。出生于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的作家刘诗伟创作的《人间树》即兼容“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双重视角，并置双重经验和观念，因此视野更为开阔，所见愈加深远。
《人间树》记录了作家真实的生活经历，沉淀了真实的情感积累。刘诗伟在该书《跋·界面》中说：“美国的自然文学是纯粹的自然文学，那里的自然之美存在于社会的外面，在爱默生之流，在梭罗的《瓦尔登湖》，在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因为混沌陌生而令人着迷；而且，自然照见社会的乖谬与短缺，让人类发出一声真实而由衷的惊叹：啊！”言下之意就是他的创作，并非“纯粹的自然文学”，而在“社会的里面”。他在评论自然文学的文化史价值时说：“自然文学到底只是一种文明的觉察，发现了自然的神奇与永恒是超越人类的，其荒野的呼唤是对异化人类的规劝与指引，趋向至诚至善至理至美而已。”自然文学也就因此仍然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批评，并未深植于广阔、生动、变化、前行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现场”。刘诗伟将传统意义上远离人间烟火的自然文学置换为无法篡改的文学记忆，以树作为“大自然的经幡”，为过往的“生命与故事”招魂，为我们带来一曲深沉低回的记忆诗篇。
从家庭环境来说，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家庭，正是特定时代的特有产物——所谓的“半边户”，即“父亲”在城里工作（当医生），有国家干部身份，吃“商品粮”；“母亲”务农，参加生产队组织的集体劳动，是农业户口。这就让作家拥有较为开阔的观照社会的角度和较为丰富的生活体验，拥有同时体贴城里人与乡下人真实生活状态的双重视野。在作家笔下，磨剪子戗菜刀的王大猴，劁猪的郭胖子，剃头的苟麻子，不合时宜的民间狂人胡贤木等等乡间传奇人物，一一活灵活现地登场。好奇是儿童的天性，观察是作家成长的必需功课。乡间大树的“静”，与这些外来人物川流不息的“动”形成有趣的对照，民间艺人和工匠的手艺同时也就被放大和“神化”，由此构成当代民间传说的对象和材料。乡村民间盛行的故事和传说，往往要等到“工业文明”时代到来后才能得到彻底的解魅。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沔阳陌上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经由作家的苦心经营和成功提炼，“祖母”与桃树、“祖父”与刺槐树、“母亲”与水杉树、“父亲”与柳树、“莲婶”与苦楝树、“巴扎嘿”与桑椹树等构成人生命运与植物意象的对应关系，这是对人性与“树性”特征的双重精准把握。承受两个女儿为革命牺牲的巨大痛苦的“祖母”，总爱“坐在桃树下”，“漫开花瓣为她飘零”；兽医“祖父”殊少与人说话，拒人千里之外，封闭的内心世界竟在一场民间兽医学术讨论会上洞开，正是一棵独立江湖的刺槐树；为生产队集体增加粮食收成而任劳任怨的“母亲”，与根植于水底的水杉形成“互文”；永远是“客人”的“父亲”，与漂泊外地随遇而安的柳树何其相似；“莲婶”的人生苦难命运，正是一棵从里苦到外的楝树；从北京城里来到乡下的小姑娘“巴扎嘿”，在作家年幼的心灵中激起层层涟漪，亦正是酸酸甜甜的桑椹子……由此，故乡大地上的树，被赋予交织过往历史与浸润人生经历的深情。作家理解的“自然文学”，岂不正是这种“人的树化”与“树的人化”？
述流年、忆亲人的散文写作，最容易情感泛滥，流于歌颂式的咏叹，而无视真实人生的苍凉与无奈。一个作家是否真正成熟，往往就表现在类似书写的情感表达与把握方面。刘诗伟在描写“父母亲”的篇什里，能够做到冷静、从容、淡定、真实，却又足以打动人心。如散文写到“我”曾因“母亲”与“祖母”的一场口角，从此不再叫她“妈妈”；“我”可以“搀着她，抚摸她的脸庞、额头和白发”——“母亲八十岁时，我开始两鬓花白。她生日那天我们去妹妹家聚会。我敲门进屋，母亲蹲在鞋柜边，给我递布拖鞋，我穿上后，她在鞋头按了按，试探松紧。但是，她想起身，只能站起一半，我赶紧俯身将她抱起来。我抱着她，把脸躲在她的脑后，眼泪忍不住簌簌直流”，但就是“卡在喉咙眼”，叫不出口，作家自责说：“我知道，这世上大约没有人比我更疼爱母亲，而我已经落下‘残疾’。”当重病的“父亲”在同事和亲人们的帮助下，乘车与世告别，经过老家时，“整个湾子的绿色一起向他奔涌，他似乎想要微笑，却情不自禁地眨动眼帘——可他心中有泪，眼里已无泪水，流不出来”。彩云易散，人生何其无奈。如果说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可以隐藏自身，那么在散文创作中则只能真情流露坦率讲述。
楚人庄子笔下的大樗树，从功利视角看来固然“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而在智者看来，则可“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其中自有深长的人生情感寄托。同为楚人的闻一多评论说：“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人间树》也是类似的一部“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之书，是刘诗伟“文学的故乡”，是他此后创作的一切故事和经历的所有人生风景的起点和源初。散文借用小说的表现手法，以“树”组织全书结构，正是在全球化时代凭借深固不徙的故乡之“树”的意象，表达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前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下的深长忧思。故乡大地万树生长，充满生机和活力，令人难以忘怀，“而今，你去过许多地方，已把小小地球转了一圈；无论去到哪里，你都对树林特别留意。你见过神农架、金光湖、大兴安岭、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相信那里有脱离人类的美妙，并且诱人投奔荒野，重获现代性启示。你见过本国的赤松、珙桐、银杏、山楂……见过泰国菩提、日本樱花、美国云杉、英国夏栎、德国橡树、加拿大红枫、俄罗斯白桦……世上的每一种树都姿势充盈，各有生命的意象”。世界上所有的树，都是所有人们的故乡之树，挺立风雨，遍布人间。
（刘保昌作者系文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生生不息的大地
——评李德禄长篇小说《生地醉歌》
年的春夏，李德禄拿出来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生地醉歌》，让我大吃一惊。这部小说在体量、谋篇布局、叙事的汪洋恣肆、呈现出生生不息的人间景象上，都让我这个写小说的感到惊喜和感佩。小说中那翠绿翠绿的生地，在李德禄的眼里是一叠纯洁的宣纸，任他虔诚地铺陈出一幅幅风俗画、风物画和风情画，这是自然的魅力，也是原生态的魔力。
大自然始终在源源不断为人提供着和谐的原动力和美好的生存空间，在这个和谐美丽的空间里，滋生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和口口相传的汉民族创世史诗《黑暗传》。无论是《诗经》还是《黑暗传》，都是作家故土乡民们的婚丧嫁娶、生活劳作的日常歌唱，作家正是用笔记录下了雷村乡亲们，在这片生地里生活最原始、最普通、最微不足道的经历。立足一个村的原点，看似题材很小，但它却反映的应该说是整个中国乡村，是乡村生存生活的缩影，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关系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地醉歌》确实是一部现实大题材，它唱响的是一曲原汁原味、感天动地的醉歌。
从作品的十二章小标题上，可见李德禄巧妙的艺术构思和谋篇布局，不仅每个标题都是动植物组成，而且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组合，甚至能让你感觉到它的声音韵味……牛角叫口、绿雪白狼、黑蚂蚁青窝棚、八哥小红。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对生态自然的热爱及孜孜探寻分不开的。他从小生活在鄂西北偏远的原始山村，对那熟悉的乡亲和动植物有着深厚的奇特情感，他爱那片土地及那土地上的一切。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叫做“第一自然”，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叫做“第二自然”。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人合一，可以说这个天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李德禄笔下的人与自然万物、人与土地村庄、人与人类社会的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生命的过程而已，这个过程的原始性、多样性、复杂性就是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演化而成的文明生态，或者说生态文明。他把这种文明原原本本、不加修饰地再现出来，以祭奠离他以及我们大家越来越远的、逐渐淡忘模糊了的脐带关系和初始记忆。所以当那些乡土人情、乡村故事、乡野风物，活灵活现地来到我们面前时，令人不得不驻足注目，去观望和欣赏这多彩的乡土画卷。
社会风俗画的描写，在这部厚重的小说里占有很重的分量，写得自然而纯粹。或许是一种仪式形式或样式，在乡民们平凡的礼仪中，由崇高的民族精神情感和博大的乡土文化观念，随着历史长河洗涤集结而成，又在民间土壤中不断生长，最终成为乡民日常生活中纯粹自然的传统。这种传统成了雷村无法脱离的现实生活，也是雷村区别于其他村庄的标志性符号。李德禄把文学的和乡土的传统风俗画继承了下来，抒写得庄重而神秘，缥缈而灵动。这些风俗是与雷村所有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李德禄无论怎么写、写什么都绕不过去，写人物，写故事，写情感，便首先写的是风俗，而带给我们的则是风景。所以，风物成了贯穿始终的脉络，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情节和细节，以至于每个人都与风物有故事粘连。李德禄就这样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把他所熟悉的风物包括动物植物的多样性，通过或冷静或炽烈的叙述和描写，小心翼翼地雕刻在作品中。那亿年化石，万年岩屋，千年古树，百年白狼和百岁歌师，无不充满神秘和神奇。
从作品的风物画中，我们看到的是象征性艺术和浪漫型艺术的结合，而又比象征性更为动人。无论是生地、岩屋、树屋、古树、古棺，还是绿雪、白狼、大鲵，它们共同用一种整体性的象征方式组合起来，并以此为骨架经络，通过贯穿始终的寓意象征性描写，构建起作品大厦。又通过独具风采的个体表象，在表层写实的具象里面隐含着一个个象征的、意会性的、充满神秘地域色彩，却给我们带来深刻启迪的世界，那独特的寓意极其丰富的层叠性，沉重而有力地叩击着思绪的闸门，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种风物寓意象征，所提供给读者的启示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
风情是风俗和风物的黏合剂，或者说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里，最重要的元素是人，多元的人。李德禄在描写风俗和风物时，实际上也是在描写人，自觉不自觉反映着家乡不同人的不同人生、不同人性和不同的魂，或有心或无心地把他们生活的复杂性、纯洁性乃至残缺残酷性展现在世人面前，字里行间浸透着深深的崇敬、同情、祝福和期盼。不知是地域、文化的缘故呢，或是其他因素所致，总之，从他笔下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那么纯粹善良，质朴本分，又丰富多彩，个性鲜明。比如堂爷，无疑是雷村风情画中的主角，从其伸着六指唱着歌不同凡响的出生，便注定了一生的传奇。为了民歌女子唐姐儿的一句承诺，他一生只为歌活着。数十年后，他所搜集和歌唱的民歌、代思歌，不承想竟属于中国优秀文化瑰宝，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堂爷从大岩屋出发，追寻着心爱的情歌，游来荡去，歌生唱死，演绎着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最终，却蛰伏在雷村的大岩屋里，与心爱的女人和一头白狼、一只八哥、一群锦鸡一起，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世间风情。
纯正地道的乡土语言，是这部作品最值得重视的。李德禄孜孜不倦地搜索着属于荆楚文化的鄂西北方言，他是神农架地区走出来的部队作家，在作品中渗透着对社会对人生对生活以及对文学，严峻而又深沉，深刻而又透彻的思索与顿悟。他是一位眷恋乡村故土和充满原生态情结的报告文学者，又是一位富有思索精神和时代激情的小说作家，作品里流溢着一种独特的音响、节奏和旋律，有声的无声的动感交相错落，同时又伴随着那种鲜活的颜色、姿态和图案，有声无声的色彩交相辉映。这部小说的声音和节奏，永远是随时随地千差万别的，而小说的色彩往往也是随着声音节奏漂浮变幻。民歌也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李德禄是用民歌来凸显语言的方言色彩，使原生态的语言更贴近生活，反映民风。这些民歌中又当属诗经民歌用得最多，既有地方性节奏感，又营造环境、渲染意境。民歌既是口头文学，又是生活经典诗歌，鲜明和显著的方汇词、方言音、方域情，准确生动地再现雷村生活特色。
李德禄花费半生心血的这部长篇小说，创造了一个无比丰富和有灵性的世界——一片充满原始生命力的生地，以及生地上生生不息、可歌可泣的动物、植物和人物，还有那岁月深处的隐秘历史，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水火交融的时代画卷。整部小说渗透这时间和空间的景象，人与自然、人与村庄、人与土地的情感纠葛像是一张大网，呈现了中国中部的一个乡村世界一百年来的自然生态、生活情态和万事万物。阅读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唤醒乡愁记忆，也为我们未来如何建构乡村文明与乡土文化繁荣，提供了可能。
（邱华栋作者系著名作家、评论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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