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看见》
“我只是讨厌屈服”
引
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拿出这本书了。
上一次，也许要追朔到高三那年。在一次期末大考中，我一败涂地，成绩滑落到班里50名。一时间，所有的压力潮水般地涌入，挤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险些自暴自弃，直到我遇到了《看见》这本书。
很难形容它到底帮助了我什么。但不管怎样，《看见》陪伴我走过了备考中最艰难的日子。它就像一团火炬，照亮了我前进的路。它让我坚信，这个世界，终有理想主义绽放的那一天。
一年后的今天，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我又撑不住了。我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于是，这个周末，我再次捧起这本一直被我奉为圭臬的书，重新翻阅。我从未感受过这样一种勇气，信心和力量，注入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使我忘却烦恼，重新振作。
我从不去理会那些大众给柴静身上贴上的标签。对我来说，柴静可能早已不是一个记者，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人们口中所谓的“公知”。她更像是一个公民，一个真正意义上，现代的公民。正如她在书上提到的那样，一个真正的公民，应当是：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
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
能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黑夜中踽踽独行的人们，献给那些在迷惘与怀疑的年代，永远高唱自由与理想的人们，献给那些不畏强权，直面鲜血的人们。
是你们，让这个原本冰冷的世界，注入了理想的光辉。
—年8月10日晚3点王奇
01
陈法庆
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他想解开网。母亲冲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挂在那儿还能吓唬吓唬别的。”
一群村里的孩子，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手里拿着剪刀，不知怎么呼啦一下进了院子，都盯着那只麻雀。领头那个个子最大，说：“这个好吃”，伸手就去够。老陈一着急，把网剪破了，把鸟攥在手里，翻过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缠在脚爪上的黑色细网，一点一点。小孩子不耐烦，伸手来抓。
他一扬手，鸟飞了。
这个细节，和他有点剃的太光的后脑勺，让我觉得它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他是农民，只上过六年学，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在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
“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他说。
年，我见到他，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满是灰尘的奥迪，他准备卖了它，成立个环保基金会。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身后没人跟随。村里人都说：“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我问他们：“那这七年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
“没有的。”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我没写。”
“为什么？”我问。
他笑一下：“忙生活，忙的很”。“那都是要钞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烟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陈法庆不就在做？”我继续问道。
小伙子插句话说：“村里人都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闲事？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
“有他做就可以啦。”
所以他一个人做。
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写给人大工委的信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了他全部家产。陈法庆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有次与《半边天》的张越聊起，她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在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的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02
郝劲松
郝劲松也剃着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几乎是青的，头发茬子硬硬的拱了出来。
年3月21日上午十点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五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了法庭。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身份打官司。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上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局。“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的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坐，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还实行着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那天晚上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胁坐在“灰色地带”的黑人让座时，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坐在原位。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者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她说：
“我只是讨厌屈服。”
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她的逮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得-金，日后他得到了“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一九五六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为什么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提出了“非暴力抵抗”并且得到了响应？是什么让四万多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拒绝乘坐公交车以示抗议，每一天步行外出，忍受着自己体力上的绝大付出，当三K党对黑人的攻击威胁到人身安全时，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他掀开。”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殴打、被捕、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也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不可能赢得声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
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忍气吞声？或者，战斗？焚烧？抢掠？破坏？年。当马丁出生的时候，美国黑人的中场阶级已经渐渐形成，虽然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马丁可以在南方的大学里，读到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在波士顿读博士前。已经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观点。在小一些，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从课本上读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可以不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一个人本能的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着受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中来。而二十六岁的马丁路德金，就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代最懂得熟练运用这个制度的操作规则的人。
《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曾带给马丁启发的文章，今天被收录在《美国语文》里，是不少中学生的课本，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这样的问题，提给上中学的孩子。
我也有政治课，但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为了应付考试，我都背了，从来没主动问过问题，也没人需要我们参与讨论。背了标准答案就可以了，一个字没往心里去，书的边角上抄着流行歌词。
年轻的时候，是对社会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到我做了记者，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采访陈丹青的时候，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辅导的职务，因为现在的政治和英语考试，让他找不到他想要的学生，他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他给我看一个女生的画，很有莫迪里尼的味道，一根线条可以轻盈的抽打人一下，他喜欢她画里的“水汪汪的劲儿。”这姑娘叫吴雯，想考陈的研究生，考了两年，第一年考政治，英语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语差三分，她未能考上陈丹青的研究生，但同一年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我们越洋采访她，她说：“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跟政治书里的完全不一样的”。
陈丹青其他的学生都不再考了，他说：“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怎么叫认了，我问他。他笑了一下，“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你见到这个人，就知道他认了，从很深处认了”。
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
“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是什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了么？”他承认没有。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
“四，夫人。”
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到：“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的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式的兵营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织被诉一事。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织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但年2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在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年3月21日，全国牙防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年，全国牙防组织被卫生部撤销。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的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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