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记》不分卷
不属撰人
清末上海书局石印本。扉页有梅花绣像一幅，右题“剪刀记”。左题：上海书局石印。正文卷端题“剪刀记”。半叶十八行，行四十字。白口，单边，单鱼尾。书口上端题“剪刀记”字样，半框；9.5*15一册。
传世版本
1；当地报纸出版铅字本《剪刀记》。
故事梗概；书叙清乾隆时期，福建福州发生的一件真实故事，福州府侯官县杨应魁十四岁时父母双亡，跟随继母朱氏生活，家有银几百两。继母朱氏让媒婆到侯官陈家说亲，定下韶韶一门亲事，时年韶韶只有七岁。等到韶韶长到16岁成人，杨家败落，无钱娶亲。黄行栋小名黄五趁机与陈韶韶勾搭成奸，由此引出一段韶韶怀孕出嫁杨应魁，韶韶剪刀扎死丈夫杨应魁，韶韶入监，供出奸夫黄五公案小说故事。最终韶韶被斩，黄五被流放贵阳，乾隆驾崩，嘉庆称帝大赦天下，黄五流放贵州九年回到了福州，写得一手好丹青，入空门念佛，又还俗娶妻，终至无儿无女可怜下场。
版本考订；《剪刀记》清末上海书局石印本，而销售地区在福建福州，是闽曲评话说唱文学，藏品牌记并没注明出版时间，但由故事内容看，发生在清乾隆时期，最晚嘉庆时期《剪刀记》故事已经在福州地区广为流传，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故事，由当地民间说书艺人采用评话方式敷衍故事脚本。全文不分卷数回目，于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地区民间说书艺人敷衍的故事比较，有一些几个明显特点；
一；清代以来国内各地区民间说书艺人敷衍的故事脚本水平参差不齐，有着较大的差距。表现在；
1；福建民俗文学晚清民国时期主要以民间流传的说书艺人敷衍的故事脚本为主要形式，其主体创作人员应该是当地的民间说书艺人，文人参与的痕迹不明显，也因此闽曲说唱更多地体现了传统的说书艺人特色，在文笔的描写上显然有很大的缺失，但这对于说书艺人的表演，或许关系不大，闽曲说唱更多的体现出口传文学原始状态与特点。
2；同一时期山东地区才人创作的故事底本有题目、开篇、入话以及大量的诗词。无不体现了文人手笔。山东地区清代话本小说在晚明遗老的积极参与推动下，已经形成了非常高超的文学素养与创作环境，也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才人创作队伍与庞大的市场群体，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群体，包括了才人创作到听众都处于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地位，这是清代社会山东地区与福建地区民间民俗文学历史总体的印象与初步判断。
3；当地方言形成的民间故事脚本，一般流传于本地区，很难有机会走出外省，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方言敷衍的故事脚本，对各地区的交流形成了很大的制约，这一特点在广东木鱼书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
4；福建福州地区评话在艺术风格上与广东木鱼书有一些相同的词语出现，例如“奴”、“奴奴”，这个词汇主要是第一人称说书艺人的称呼，这些说书艺人多数为妇女，所以称之“奴”。我们从福建评话与广东木鱼书同时看到说书艺人自称“奴”、“奴奴”。可以确认南宋时期杭州勾栏瓦肆中民间说话艺人的称呼，也是采用了“奴”、“奴奴”这样一种词语，这个结论我想还是可以确认的。
二；近代史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对保留我国民间民俗文学的历史贡献得到确认。
随着近代史西方石印技术的引进，几百年来流传于民间说唱艺术民俗文学，终于有了机会被新的、简便易行、低成本石印印刷技术出版发行，从而客观上保留了当地民间民俗文学的历史遗物，成为今天中华各地区民俗文化珍贵遗产，客观上说正是石印技术的出现，对传统的、中国民俗文学的保留，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也是刚刚体会到。历史上传统的雕版印刷费时耗力所需财力资金庞大，一般的书坊很难承受，所以流传于世的民间故事，很难有机会被私人书坊付梓枣梨，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石印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些流传于民间的、艺人敷衍的故事，被国内各地私人书坊采用，以书局名称出版发行，今天看到的出版物《剪刀记》《大闹三娇院》就正是得力于上海书局石印技术的引进，我们今天偶然有幸还能看到。从另一方面看，早期的福建福州，在清光绪时期还未能有石印技术，只能委托上海书局印刷，由当地诸如益闻书局这样的文化单位发行，相信随后的民国时期，福建福州会引进石印技术正式出版自己的民俗文学文学刊物。
福建福州地区是传统的评话说唱艺术故乡，早在南宋时期已经存在，有着丰富的民间说唱故事脚本资源，《大闹三娇院》《剪刀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方面是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也是近代国内各地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我们决不能轻视这些貌不惊人平平无奇的民俗文学遗珍。
探讨晚清民国时期说唱文学兴盛到突然死亡是一个有趣的课题，鼓词来历也是需要做个探讨。这个话题留给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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